准确界定通货膨胀的性质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通货膨胀的性质将决定政府的何种宏观调控政策最为有效。例如，如果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的，那么政府通过实施加息等紧缩性货币政策就能有效地遏制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仅大打折扣，如果使用不当还可能造成滞胀困局。

　　由于人们对猪肉的需求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猪肉价格上涨必然表现为供给方面的短缺。关键在于造成猪肉供给短缺背后的因素是什么？猪肉供应短缺固然受到蓝耳病疫情和雪灾因素的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猪肉供应短缺反映了养猪利润的下降。在猪肉价格稳中有升的前提下，养猪利润的下降自然源自养猪成本的上升。

　　养猪的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和饲料成本。从人工成本来看，如果农民放弃养猪，那么他们也能够通过在城市的基础建设部门或产业部门打工获得劳动报酬。随着近年来农民工平均工资出现较大幅度增长，造成农民养猪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从饲料成本来看，玉米是养猪的主要饲料之一，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原油价格的上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均加大了生物燃料的开发力度——即用玉米提炼乙醇，导致玉米供不应求，市场价格显著上升。此外，全球原油价格上涨也会带动化肥价格上涨，这也会进一步推高农民养猪的饲料成本。

　　那么，为什么近年来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会大幅增长呢？这就不得不归因于中国经济近年来一直存在总需求过热现象。虽然政府一直在实施宏观调控，但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速度一直高居不下。净出口的增长导致外汇储备不断累计，通过外汇占款形式发放的基础货币不断增加，即使央行进行了大量冲销，然而国内的货币与信贷依然快速增长，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投资，尤其是出口行业的企业投资。不难看出，流动性过剩和产业结构失衡造成的总需求过剩，是本轮猪肉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之一。

　　有人也许会说，猪肉价格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原油价格上涨所导致。而近几个月来中国CPI的上升与全球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有很大关联。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问题同样在于，造成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飙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然，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持续紧张、OPEC的限产提价、全球变暖造成的自然灾害频发，是导致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供给面因素；次贷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市场低迷、投机资本纷纷涌入全球初级产品期货市场，是造成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投机性因素；美联储步入降息周期，导致美元相对于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是造成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货币性因素。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的旺盛需求，同样是推高全球能源及初级产品的主要推手。

　　如果再深入考量“金砖四国”，不难发现，其中的俄罗斯和巴西其实是重要的资源出口国，因此，来自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的进口需求则更为显著。考虑到印度还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国，且工业发达程度远低于中国，那么来自中国的进口实际上是导致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之一。

　　很多人或许同意中国进口推高了油价，但对中国进口对粮价的影响则不以为然，因为中国的粮食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然而有两方面因素可证明中国进口对全球粮价的推动作用：第一，中国是全球大豆市场的最大进口国。中国对大豆的进口需求上升自然会推动大豆价格上涨，这将提高大豆相对于其他粮食作物的相对价格，从而使得更多的耕地被用于种植大豆，这无疑会降低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其价格自然会上升；第二，中国对能源的进口需求推高了油价，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生物燃料运动，从而推高了玉米价格。同理，玉米价格的上涨会导致更多耕地面积被用于种植玉米，从而导致其他粮食作物的价格上涨。

　　至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源，依然是中国经济的总需求过度。一方面，总需求过度导致房地产投资和企业投资高居不下，加剧了农民工进城的城市化运动，提高了食品价格；另一方面，进口需求旺盛推动了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最终形成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既然通胀的根源在于总需求，那么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对抗通货膨胀。首先，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应该进一步上升，以改变实际利率为负的现状，从而能有效遏制企业投资需求。其次，人民币汇率应进一步升值，这既可以削弱输入型通货膨胀，又能通过降低净出口来收缩总需求，还能降低外汇储备的累计，缓解流动性过剩局面。